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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戴河五浴场的中央首长和家人们

张宝昌

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几乎每年夏天，中央领导及家属都要去北戴河避暑、休息，因保密严格，引起外界各种不切实际的猜想。曾担任中直机关北戴河暑期办公室浴场组长的张宝昌，当时主要负责五浴场的招待服务工作，他以亲身经历讲述了当时的实际情况——

▲毛泽东、刘少奇在北戴河

首长们各自不同的爱好

五浴场曾是毛泽东、刘少奇、朱德、陈云、邓小平、罗瑞卿、杨尚昆等众多中央领导及其家人的定点休闲场所，他们在此游泳、观赏海景、漫步及休憩。

在1954年至1962年间，毛主席频繁前往北戴河，除偶有会见外宾和参加会议之外，其活动主要围绕游泳、阅读以及于沙滩的敞篷下小憩。在五浴场，他逗留的时间尤为长久，所居之处亦相对宽敞。室内设有一张双人床、一张书桌、两张舒适的靠背沙发，以及不足八平方米的浴室。毛主席时常于床榻之上静坐阅读长达一两个小时，亦或是在畅游一番后，于床榻之上小憩片刻。有时，他亦会选择坐在敞篷之下，一边品茗吸烟，一边远眺浩渺大海，心绪宁静，沉思冥想。据毛主席的警卫封耀松回忆，毛主席那首豪迈的诗词《浪淘沙·北戴河》正是在北戴河的灵感触发下创作的。

▲1954年，毛泽东和李讷、李敏、毛远新在北戴河浴场

往昔岁月，我有幸与大家一同陪伴毛主席在碧波荡漾的海域畅游，历时两小时四十分钟。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海面清澈见底，风平浪静。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，诸如警卫员、游泳班的战友、医生和护士，纷纷跟随他跃入水中，畅游自如。毛主席脸上洋溢着喜悦。他全然按照自己的习惯游泳，时而仰泳，时而漂浮在水面上悠然抽烟，显得格外惬意。游泳间隙，他会登上海上的固定平台稍作休息，抽上一支烟，品上一杯茶，然后再次投身海中，畅游数小时。

主席对工作人员的关怀在北京之外更加体贴入微。他特别关照浴场小组和救护班的战士们。他曾关切地询问我们：“你们的饮食和住宿如何？夜间的海浪声是否影响了你们的睡眠？你们感到害怕吗？若是晚上台风来袭，浪涛汹涌，你们都能安然入睡吗？”对于这些看似琐细却关乎生活细节的问题，主席询问得格外细致。当他看到我们辛勤劳作时，便向他的助理张国兴表示：“用我的工资买些螃蟹来慰劳他们。”于是，张国兴便购置了两大桶螃蟹，烹饪后送到食堂，供我们享用。

1954年夏日，刘少奇与王光美夫妇携子女们于北戴河畅游碧波。

那时的夏日，中办的北戴河管理区，往往会邀请国家游泳队的几位女运动员，专责指导在此消暑的首长们及其子女游泳。刘少奇一家的身影，也常出现在北戴河。尽管刘少奇的子女分散在各地工作，但每年的北戴河休假，都成了他们全家欢聚一堂的美好时光。

刘少奇先生游泳的次数并不频繁，只有在气候宜人且闲暇时间充足的情况下，他才会跃入海中。然而，他很少选择去专属于自己的休息室，而是习惯性地先在大厅中抽上一支烟，品上一杯清水，随后便步入泳池。警卫和游泳班的同事常伴左右，与他一同畅游。游泳时间通常不超过半小时，游毕，他会迅速冲澡，稍作休息，换上衣物，然后踏上了返回住所的路。在晴朗的日子里，刘少奇先生也乐于坐在沙滩上，与孩子们一同欣赏他们嬉戏玩耍的情景，或是捉螃蟹、堆沙堡。

周总理因在延安时期的一次意外跌倒受伤，致使胳膊无法伸直用力，故而不擅游泳。然而，他的住所与三浴场相隔不远，因此时常前往那里休憩，或是审阅文件，亦或是与人交谈。尽管如此，他仍会不时前往五浴场一观，因那里汇集了主要的首长。他此行的目的有二：一是检查安全状况，二是勉励工作人员务必细致周到地处理事务。例如，他遵照保健医的建议，要求工作人员准备一瓶茅台酒，以供有需要的首长适量饮用，以温暖身心。

1955年，朱德外孙刘建于北戴河海滨。

在“文革”之前，朱总司令若非外地有会议出席，几乎每年夏日都会前往北戴河。他是中央主要领导中最早抵达北戴河，亦是最后离去的。在五浴场，朱总司令的日常活动以游泳为主，偶尔与秘书对弈一局棋，亦或与人交谈，有时甚至一日之内下水两次。朱总司令言语不多，为确保每日能畅游，他总是早早起床审阅文件。他是一位极为和蔼可亲的长者，虽言辞不多，却深知众人的辛劳。有一回，朱德主动提出与大家一同合影留念。这份关怀，让我们每个人都深受感动。

陈云的身体状况不佳，对寒冷的肠胃尤为敏感，因此很少涉足深海之中。他最多只是漫步于沙滩之上，观赏一番海景，稍作歇息，饮几口水，再悠闲地散步。自1958年起，他更是鲜少踏足北戴河，大部分时间选择前往南方修养。

1951年，宋庆龄莅临北戴河，与志愿军战士们亲切交谈。

陈毅无论身处何地，总能吸引众人围坐，与他谈笑风生。彼时，他身为外交部长、副总理，外事工作繁重，其他首长莅临北戴河时，他常留守北京。然而，只要稍有空闲，他便清晨乘坐火车前往北戴河，夜晚再乘火车返回北京。他对大海情有独钟，常于海岸漫步，更偏爱那清新的空气。

某日，他踏入五浴场，头顶一顶礼帽，身着一袭乳白色西装，系着一条黑色领带，镜片后是一双从海外带回的白色软塑料凉鞋，当时那可是潮流之选。他询问我们：“各位，你们见过这样的鞋子吗？”我们齐声答道：“未曾。”其他夫人们则戏谑道：“陈老总，您看起来不像是咱们的同胞，倒更像一位西方的富商。”此言一出，众人纷纷笑了起来。他心情愉悦地走下台阶，却一脚踩进沙滩，凉鞋内立刻灌满了沙子。“哎呀！哎呀！这可不行！”他立刻跑回来，坐在椅子上，迫不及待地脱下凉鞋，倒出里面的沙子。首长在休闲时刻总是如此随性、风趣。

1971年9月2日，陈毅元帅与聂荣臻元帅于北戴河进行了亲切的会面。

邓小平、杨尚昆、罗瑞卿三人皆热爱游泳，身手矫健，常于五浴场畅游。他们并无专属休息室，仅有一间专设的淋浴小屋，因此总是迅速下水、快速洗净、迅速离去。邓小平与罗瑞卿尤为钟爱打桥牌，二人互为牌桌上的固定搭档，每次游泳完毕，便会一同前往北戴河俱乐部投身桥牌的乐趣之中。

杨尚昆先生热衷于游泳，他的泳技非凡，无论风浪如何，皆能从容应对。他更有一项规定，不论身份，每人需自费购买冰淇淋（每年夏日，总特灶的西餐厨师会与我们一起前往北戴河，手工制作美味的冰淇淋），售价均为成本的两毛一枚。

1954年，周恩来与毛泽东于北戴河之滨进行了一番亲切交谈。

“小二拍照，毫不吝啬。”

肩负着北戴河的重任，我们虽感辛劳，但首长们的关注与记念，始终如影随形。我们的饮食标准甚至超越了首长们，许多物品他们还需自费购置。对于工作人员的关怀，首长们无不细致入微，用心周到。

首长夫人活动于五浴场。

江青很少游泳，但天气好水温高时，她会事先打来电话询问，或由我们告诉她哪天适合游泳。那时江青身体不算太好，要求比其他夫人相对高些。比如，她下海时，怕扎脚，专门穿一双很厚的白色软底布鞋。她游泳时间不长，需要救护班人员在她后面拿着救生圈跟着，但不让靠她太近。她虽然会游泳，但游得比较慢，会游泳的女同志也陪她一起游。游完泳后，除冲澡外，她还让理发师给她专门洗头，吹干，然后去休息。

这套流程的完成耗时甚至超过了游泳的时间。若是她午后抵达，那么在五浴场她几乎得度过整个下午。那时的她显得格外和善，在浴场中从未有过任何暴躁之举，偶尔会对工作人员点头微笑。

刘少奇、王光美及家属于北戴河

王光美与朱仲丽（王稼祥的夫人）均擅长游泳，她们时常携手坐在海边沙滩，畅谈心事，谈笑甚欢。即便王光美当时已怀有七个月的身孕，她依旧不矫揉造作，毅然决然地跃入海中畅游。游泳归来，她便悠然地坐在沙滩上，沐浴着阳光，与朱仲丽畅谈家常，谈论着家人琐事，以及穿着打扮等日常话题，宛若寻常女子。

1958年，邓颖超北戴河海滩摄影。

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偶尔会游泳，却并不频繁。至于其他夫人，我未曾目睹她们下水游泳的情景。邓颖超居住地离五浴场较远，因此她很少前往，最多只在三浴场漫步，与周总理共度闲暇时光，交谈甚欢。

康克清未曾涉足海洋，只是在海滨悠闲漫步，享受阳光的沐浴，带着孩子们在沙滩上嬉戏。偶尔，她会等待朱德的归来一同离去。蔡畅亦不喜好游泳，有时她会携着两个外孙漫步于沙滩，观看他们的快乐玩耍。蔡畅，这位性情随和的长者，在北戴河时常邀请任弼时的遗孀陈琮英及其子女至家中做客。

朱德夫妇对陈琮英一家的关怀备至，在北戴河期间，他们常与陈琮英一家聚首畅谈。每年，中央都会安排陈琮英及其子女前往北戴河度假，而杨尚昆特批，只有在适宜的场合，才应予以接待。

当照顾的时候照顾，有些费用不用收。

1955年8月，彭真与夫人张洁清在北戴河海滨

总之，首长们来北戴河除了工作，主要就是游泳、休息。他们休闲时的状态同普通人一样，自然而富有人情味，而且又十分节俭，绝无公款招待一说。

（本文摘自《作家文摘·合订本》2018年第7期）

高干子女的北戴河生活

程 丹

上世纪60代初，国民革命军上将、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程潜的六个女儿在海边合影。左起：程欣（四女）、程瑜（二女）、程玉（小女）、程熙（长女）、程文（三女）、程丹（五女）

北戴河，这里曾经是中央首长们夏天休假的地方。在这个轻松的环境里，首长们得到了休息，他们的子女则在这片海滩玩耍、成长，留下美好的回忆。

如今，北戴河早已成为最普通不过的旅游景点。但是，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是北戴河的黄金时代，那片海滩是多少人美好的记忆。2014年9月，《国家人文历史》记者采访了程潜的女儿程丹，听她回忆在北戴河的暑期生活。

去北戴河就像搬家

夏天到北戴河度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每年暑假，我们全家人就跑到北戴河得住一个月左右，最长的一次有四十多天。因此，每次到北戴河就跟搬家似的，被褥、床单、蚊帐、衣服、小板凳什么都自己带。除了我们一家人之外，跟随的还有秘书、司机、厨师、警卫员一起，杨秘书、汪秘书、谢秘书、厨师刘哥、陈哥哥，还有北京的两个警卫都跟着，可谓全家搬迁。所有这些都由阿婆统筹，刘哥就跟阿婆算账，跟在北京一样。

20世纪50年代，公路交通还不发达。那时候到北戴河得坐火车，八九个钟头。但是，司机得把汽车开到北戴河。

北戴河的海滩，只有一部分是属于国务院，也就是东海滩、中海滩和西海滩，再往西就是中办的地方，毛泽东、林彪这些大领导全部住在西山，中央开会也都在西山。中央的保卫工作很到位，未经批准谁都上不了西山。即便批准你到西山，顶多派汽车接你到景点，游玩之后用汽车把你送回来。在中海滩和西海滩中间外交部有一块海滩，算是外国使领馆人员休假的地方，我们家后面就住着丹麦大使，常听到外国姑娘叽里咕噜说外国话，也听不懂。

国务院在北戴河的生活休养区与当地市民基本隔绝。在海滩上，你可以远远地望到山上种红薯的农民。北戴河的市民不能到这边海滩上来，因此海滩上总是那么几家人。

邻居们级别差不多

国务院的海滩边，有好多小别墅，就是国务院宿舍，按照级别和家庭人口多少进行分配。住进国务院安排的海边别墅，周围的邻居肯定是地位相近的家庭。因为，级别越高的人，被安排在更靠近海边的地方住。能被国务院分配小别墅的，起码是正部级以上的官员，或享受正部级待遇的人。比如，沈钧儒的儿子沈叔羊就是我们的邻居之一。

听姐姐们说，最开始我们家被安排在东海滩。在东海滩时，下面是何香凝家、贺龙家，上面是沈钧儒家。附近好像还有几个元帅、大将家，只是走动少些，不记得了。

只要在海滩散步，就能见到这些领导人。我们在海滩上玩的时候，陈毅、贺龙、萧劲光，这些元帅、大将还能偶然碰上，记得陈毅夫人张茜带着女儿过来找廖承志玩。她的汽车在海滩上转，我们就过去打招呼。

1959年，李济深去世。我们一家人就住进他原来的别墅，搬到中海滩。这时的邻居就变成了新疆的包尔汉、民主人士史良、张治中，铁道部部长滕代远，海军司令萧劲光，还有几个上将，李涛、傅钟等人。海滩上能碰上很多文艺工作者。比如，老舍的夫人胡絜青、写《林海雪原》的曲波等，他们的待遇稍差一点，我们的别墅距离海边很近，他们在山上的公寓住。

海边别墅，每一栋有每一栋的不同，大小不一，格局更不一样。比如，我们家就是单层建筑，格局大概是中间有一个厅，可以吃饭；两边卧室，一边三间；总共七八间房子，别墅后面还有很多小房间，是警卫住的地方。别墅的总面积大约300平方米。我们常去的张治中家就是二层小楼，面积似乎更大。在海滩上就能看到保安和便衣在小山头上。由于安保很到位，晚上睡觉根本就不关门。

困难时期供应也不错

关于吃，各家情况不同。比如我们家，就是自己带上厨师，所以就以自己家做饭为主。住在我们家附近的张治中家也自己带厨师，自己做饭。同时，设立食堂。不带自家厨师的，就去食堂吃。食堂也不错，什么海鲜都有。据我所知，蔡廷锴、蒋光鼐两家就不带自己的厨师，他们吃国务院在北戴河的食堂。在北戴河国务院有好几个食堂，一个聚集区就安排一个食堂。厨师搞不出什么花样时，我们就到食堂吃饭。食堂使用餐券，价格很便宜。

即便是自己买菜做饭，也是到国务院的供应站去购买。国务院有专门服务机构负责一切事宜。比如，我们家里的厨师早上起来买海鲜，就有专门的供应点。

中海滩附近有一家起士林西餐厅，这是一家俄式西餐厅，风格与北京的莫斯科餐厅相近，是大家聚餐的地方。在这里就不能用餐券，得花钱。在起士林西餐厅碰见过罗瑞卿、萧劲光，有时候就由我父亲做东，请客吃饭。罐焖牛肉、红烩泥肠、炸猪排、奶油烤鱼是最常吃的菜肴。起士林西餐厅有一种冰激凌汽水，好像现在还有，在当时是我们小朋友的最爱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冰淇淋汽水不太贵，至少是零用钱就能买得起，我还经常去吃！

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，只要一放暑假就到北戴河来吃和玩。多数时候是全家一起行动，也有我们孩子先一步，父亲迟几天的时候，不过只要有厨师跟着，不耽误我们吃和玩就行。在北戴河即便是困难时期，供应一直不错。

大人们之间串门的不多

孩子们除了吃就是玩。早饭后就下海游泳、在海边玩，在海边我们还有机会叉鱼。

从海滩质量上说，西海滩最好，中海滩次之，东海滩浪最大。西海滩非常平静，还有一个海堤，把仅有的浪消灭了，非常适合游泳。

差不多中午时，就到浴室洗澡，回家吃饭。等吃完午饭便睡午觉，一觉睡到三四点，到海滩走走，或者玩扑克牌，等着吃晚饭。这段时间一般就是我们写作业的时间。

晚上有时候就继续打牌，有时候结伴摸黑出去玩。孩子们自发组织起来，到“怪楼”探险，大半夜起来，打着手电挨家挨户叫大家起来，到鸽子窝等着看日出。

在这里有电影院、理发室等等，说起来就跟现在亚龙湾的五星级酒店群差不多，只是不如今天这样豪华，但是生活上的服务是一应俱全。我印象里是隔天就有电影。一般是大陆片偶尔有香港片。每天傍晚，电影院打电话来，通知大家今晚上放什么电影，如果愿意看，就叫司机开车，或者叫车去电影院。

在北戴河的一个月假期，孩子们就是纯休息，大人们也很少谈工作，进入了一种休假状态，大人们之间串门的不多，在政治空气紧张的时候就更忌讳了，我们孩子们之间就很自然地相互串，好多成了朋友。像张治中、包尔汉、李涛、傅钟，这几家与我们家住得近，孩子们之间就打成一片，回到北京还继续联系，有的还谈起了恋爱。

1965年夏天，我们最后一次到北戴河休假。当时就想着明年还来，把小板凳啊、游泳圈啊、肥皂啊，这些基本用品留在了北戴河的小别墅，谁也没承想1966年闹起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此后我们就再也没回到过北戴河的别墅。